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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记五代宰相制度,从飨同好者

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和发展,五代的宰相制度基本上沿袭唐代,这是一种历史惯性作用的结果。但是,五代时期朝代更迭频繁,政治动荡无序,对宰相制度也产生很大影响,既有因社会动乱而造成破坏的一面,也有变革和发展的一面。令人遗憾的是,《旧五代史·职官志》过于简略,且对宰相制度几无记述。《新五代史》则完全不志职官,而《五代会要》虽存,“非博学者不观”。以致今人论及五代宰相制度多语焉不详。因此,很有必要对五代的宰相制度作一番考察和研究。

唐初,以三省长官为宰相,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大量出现以他官居宰相职,而假以他名,如参与朝政、参议朝政、参议得失、参知政事以及同中书门下三品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。到了代宗大历年间,唐代宰相的名号逐渐统一到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,简称“同平章事”。于是,这一名号终唐之世而没有改变。

五代的宰相名号基本上沿袭唐代,以中书侍郎、门下侍郎、各部尚书、侍郎及他官加同平章事均为宰相。如后梁时,韩建为司徒、同平章事,张文蔚、杨涉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,薛贻矩、杜晓、赵光逢、敬翔、郑珏等皆拜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,张策拜刑部尚书、同平章事,李琪拜尚书左丞、同平章事,萧顷以吏部侍郎、拜中书门下平章事;后唐时,李愚、赵凤皆拜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,冯道、刘昫皆拜中书侍郎、刑部尚书、同平章事,范延光以枢密使加同平章事;后晋时,桑维翰、李崧、和凝等皆拜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,赵莹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;后汉时,苏逢吉、苏禹珪皆拜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,杨邠拜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;后周时,王峻兼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其中以中书侍郎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为宰相者居多,这是遵循唐末旧例的原因。

另据《五代会要》卷一三“中书门下”条记载,后唐明宗长兴四年(933年)九月敕:“冯赟有经邦之茂业,宜进位于公台,但缘平章字犯其父名,不欲斥其家讳,可改同平章事为同中书门下三品”。后唐明宗改变宰相名号,只是暂时的,明宗以后的宰相名号仍为“同平章事”,唯后周显德年间,枢密使吴廷祚曾加“同中书门下三品”的名号。

唐初以来,三省长宫中书令、门下侍中和尚书令为宰相之职。三省长官位高权重,不轻易授人,也不一定全置,于是就任命一些品级较低的其他官员参与宰相行例。久而久之,参与的其他官员变成了实际宰相,而三省长官却渐成空名。睿宗景云二年(711年),尚书仆射退出宰相行例,与此同时,以中书令门下侍中为宰相的比例也逐渐减少。到代宗大历二年(767年),中书令、门下侍中均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。

此后,中书令、门下侍中一般不单授,只有藩镇、勋臣才带有这种称号。五代基本上沿袭这一旧例,三省长宫中书令、门下侍中和尚书令一般只作为加兼官,用于笼络藩镇,或是作为荣誉称号加赠给重臣宿将和亲王。如后梁时,朔方节度使韩逊,魏博节度使杨师厚、罗绍威,义昌军节度使刘守文、楚王马殷、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、永平军节度使康怀英等人都曾加兼中书令,宰臣韩建加兼侍中,宰臣薛贻矩卒后诏赠侍中,宰臣杜晓卒后诏赠右仆射;后唐时,天平军节度使李嗣源、静江军节度使马賨、河东节度使石敬瑭、泾州节度使李从曮、天雄军节度使李从厚、天平军节度使王晏球、福建节度使王延钧、秦王李从荣等人曾加兼中书令,宰臣赵光胤卒后赠左仆射,宰臣苏楷赠左仆射,枢密使郭崇韬兼侍中,枢密使范延光加兼侍中;后晋时,闽王王延羲、两浙西南面安抚使钱元懿、宋州节度使安彦威、徐州节度使李从温、晋昌军节度使赵莹等人曾加兼中书令,北面行营马军左右厢都指挥使安审琦加兼侍中,宰臣冯道加兼侍中,后又加中书令,枢密使桑维翰兼侍中,宰臣冯玉加右仆射,宰臣李崧加右仆射;后汉时,楚王马希广、天平节度使高行周、河中节度使李守贞、襄州节度使安审琦、楚国公杜重威、衮州节度使符彦卿等人曾加兼中书令,宋州节度使史弘肇加兼侍中,后又兼中书令,宰臣苏禹珪加尚书右仆射,宰臣杨邠加兼尚书右仆射;后周时,凤翔节度使赵晖、郓州节度使郭从义、徐州节度使王晏、西京留守武行德、武胜节度使侯章、武安军节度使王进逵等人曾加兼中书令,宰臣王峻加兼尚书右仆射。而加兼尚书令的情况则相对较少,后唐同光初年,楚王马股曾兼尚书令;后汉高祖登基时,诏赠桑维翰为尚书令;后周太祖时,齐王高行周加守尚书令;四朝宰相冯道卒后,周世宗册赠尚书令。

可见尚书令是不轻易加赠,仅加赠给个别名望极高的勋臣和耆年宿将,有的还是死后追赠。这种情况也是沿袭唐代旧例,尚书令一职,曾因唐太宗担任过,故有唐一代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,乃至长期旷置,唯中兴功臣郭子仪和雍王李适(后来的唐德宗)曾破例进封这一称号,实际上尚书令已成为一种荣誉称号。

自唐以来,尚书令为正二品,梁开平三年(909年)三月,太祖朱温“以将授赵州王镕此官”,于是“诏升尚书令为一品”。这是梁太祖笼络方镇的举措。从此,尚书令品高望重、位比三公,更不轻易授人了。

如上所述,五代时期以中书令、门下侍中和尚书令作为加兼官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,较之唐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与五代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有密切的关系。这一时期,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都是藩镇军阀出身,他们凭借着手中拥有的武力夺取政权,建立割据政权,正如后晋安重荣所说:“今世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耳,宁有种耶?”此外,藩镇作天子,幕僚作宰相,也成了五代的通例。在这种情势下,笼络藩镇,安抚臣下,是五代皇帝谋求政权稳定的一种权宜之计。

中书令、门下侍中和尚书令位高权重,自唐以来就不轻易授人,这是为了强化皇权,解决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的一种有效措施,五代统治者自然会自觉地遵循唐代这一旧例,因此,整个五代时期以中书令、门下侍中和尚书令作为本官单授的情况是相当少见的。后晋少帝时,以桑维翰为中书令,再为枢密使,这是中书令作为本官单授的一例。

五代的宰相往往另判、领使,分管某一部门的工作,特别是些重要的部司,则多由宰相领判。如后梁宰相韩建曾充诸道盐铁转运使,宰相薛贻矩兼判户部,还曾判度支、充盐铁转运使,宰相张策、杜晓判户部,宰相赵光逢兼租庸使。后唐宰相豆庐革兼领租庸使、充诸道盐铁转运使,宰相刘昫兼判三司,宰相丘圜亦判三司。后晋宰相赵莹判户部,宰相李崧判三司。五代宰相领判制度显然也是沿袭了唐代的制度。宰相的职权原本是辅佐天子,综理军国大政,由于君主的不断限制,宰相的权力缩小。宰相领使、另判,实际上是把宰相的权力限制在负责某一部门的具体事务。这样,自然侵夺了尚书省的执行权,故《旧五代史·职官志》云:“自天宝末,权置‘使’务已后,庶事因循,尚书诸司渐至有名无实,废堕已久。”

五代时期,宰相制度的一大变化是,宰相的品级得到统一固定和提高。唐代各级官员都有固定的品级,如三师三公为正一品,尚书令为正二品,左右仆射为从二品,六部尚书为正三品,中书令、门下侍中原为正三品(故有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名号),后升为正二品。唯独宰相没有统一的、固定的品级(唐初三省长官为相例外),故曰“宰相非序进之官”。这是因为,自从以他官行宰相之职以后,皆以本官品级为宰相。以他官居相职者,多为品级较低、资历较浅的官员,故有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说法。唐后期,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居多,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皆为正四品官员,因此,宰相的品级多为四品,甚至更低者还有。五代沿袭唐制宰相的品级较低,且不统一固定。直至后晋天福五年(940年)二月,“升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二品”,同时规定“以中书门下侍郎为清望正三品”。从此,宰相的品级提高和固定到正二品,而中书侍郎、门下侍郎一旦加同平章事为宰相,其官品也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。后晋这一宰相制度的变革,彻底改变了唐以来宰相品级较为混乱和不尽合理的局面,可以说,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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