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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帝如何打击结党、小圈子,总揽皇权

乾隆帝如何打击结党、小圈子,总揽皇权

乾隆十八年(公元1753年),乾隆帝突发一道谕旨,禁止大臣与宗室诸王交结。谕旨声称:“皇考世宗宪皇帝时,因朝臣与诸王交接往来,曾经降旨训谕,深戒党援……朕临御以来……诸王中一二节遴者,竟有招纳之事,而大臣中亦有在王府往来者……”

很明显,皇帝担忧宗室朋党死灰复燃,下旨意在遏止。

虽然乾隆帝在即位之初,一改乃父苛待宗室之风,释放在押亲王,恢复爵位,但对待任何威胁其皇位的宗室,毫不手软。康熙朝废太子胤礽之子弘皙的下场就是个例子。此事已经过去十四年之久,但乾隆帝的不安全感,似乎并没有随着前朝宗室严打而消失。

老问题

乾隆帝抑制诸王与朝臣往来,不过是延续雍正帝的旧政策。谕旨中提到的雍正帝“降旨训谕,深戒党援”,应特指乃父撰写的《朋党论》。雍正帝上位后干掉八爷党,对诸王朋党深为痛恨,《朋党论》将结党视为“逆天悖义”,可“陷于诛绝之罪”。

经过雍正帝十三年的整顿,乾隆帝登基时,宗室作为足够威胁皇权的政治势力,已经七零八落,皇帝有足够自信来宽待宗室,诸如恢复八爷党子孙的爵位,容忍一些宗室人员的小过失等等,均博得了仁慈美名。据《啸亭杂录》记载,雍正第五子、乾隆帝生母的养子弘昼,喜好丧仪,爱吃祭品,还嚣张跋扈(曾因与大学士讷亲不和,当皇帝面打他),对这位王爷,皇帝十分宽容,即便弘昼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顶撞他,皇帝亦能够“哈哈”以对,不予追究。

乾隆帝如何打击结党、小圈子,总揽皇权

《啸亭杂录》

但这仅限于个人私德,搞小圈子、团团伙伙的行径,乾隆帝还是没法容忍。乾隆四年,乾隆帝发现废太子胤礽之子弘皙有觊觎皇位之心,便派人捉拿,审实得知,弘皙暗中听信术士安泰的邪术,曾在安泰举行“祖师降临”仪式时询问:“准噶尔能否到京?天下太平与否?皇上寿算如何?将来我还升腾与否?”盼望政局突变。不料事败,弘皙被乾隆帝罚“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”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而雍正帝的兄弟、乾隆帝的叔叔允禄曾赠送官家物品给弘皙,皇帝怀疑二人结党,将允禄罚俸五年,再往深追究,皇帝发现,其兄弟弘升、弘昌、弘皎均与允禄有往来,虽然允禄在皇帝眼中“乃一庸碌之人”,但兄弟们皆“群相趋奉”,朋党之疑似已坐实,且“有尾大不掉之势”,乾隆帝迅速出击,一锅端掉。

弘昌等人与允禄的遭遇,很容易让人想雍正帝当政时,弘时(乾隆帝之兄)与政敌允禩的往事。两人因过从甚密,被雍正帝拆散,弘时被逐,允禩遭圈禁。乾隆帝的处理,算是客气,幸运的是,尽管登基时,朝廷已有明显的大臣朋党气象,但与宗室并未过多勾连。

乾隆初的朋党,即是围绕在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周围的满洲党与汉人党,二人是雍正帝亲自提拔上来的重臣,并受遗命辅政。雍正帝去世后,二人水火不容,争风吃醋,鄂若同之,张必反之,相互倾轧。乾隆帝刚刚上位时,没敢乱动,但意在灭之。乾隆十年,随着鄂尔泰去世,以及鄂党在前线战事的失利,皇帝打压了不少靠军功起家的鄂党,而张党又知所进退,刻意低调,两党之争逐渐式微,乾隆帝亦提拔了自己人如傅恒、阿桂上位。

然而两党的余温尚存,乾隆十八年的这道谕旨,有意提及雍正帝“整饬风俗、防弊遏邪”打击朋党的苦心,似在警告那些与诸王来往的朝臣,不要逼他像乃父那样行事。

旧制度

事实上,朝臣与宗室、王公之间的来往,有一项制度口子,是没法关闭的,乾隆帝亦承认,交结往来之习,“旗员素隶各王门下者,本自不禁”,这便是八旗领主制。努尔哈赤在晚年时,将八旗旗主分配给自己亲近的子侄统领,虽有利于团结,但也威胁倒后继者的皇权。经皇太极与顺治帝两代人努力,八旗制度逐渐形成皇帝自将上三旗(先是镶黄旗、正黄旗、正蓝旗,多尔衮倒台后,变成镶黄旗、正黄旗、正白旗),其他王公分掌下五旗的格局。旗人作为最小的人身单位,各依其主。

康熙帝把下五旗当做分封皇帝兄弟、子孙的场所,一旗往往有数名王公,与原旗主共治,原有旗主权力被拆散。后来,皇帝再削减旗主王公府属的官员,把所领有的旗人单位——佐领及其领有的旗丁统一划归到各旗都统管理,而都统直接受命于皇帝。自此,皇帝大权在握,旗主与旗务无缘。

乾隆帝如何打击结党、小圈子,总揽皇权

北京内城八旗军拱卫图。

在大的制度框架下,旗主的确没法干涉旗务,但皇帝没有做绝,为优待部分王公,会将上三旗内若干佐领下的旗人、包衣划为“私属”。王公往往把后者当做奴才传唤使用,以致部分旗人只知其主,不知皇帝。一些仕途顺遂的旗人,哪怕飞黄腾达做到总督级别的高官,面对王公的横加勒索亦无可奈何。

雍正帝上位后,再钳制王公与旗人的私人关系:减少私属佐领人数,禁止旗主擅自对所属旗人治罪,更不得干涉所属旗人官员的升迁、罢黜。这样,旗人始得脱离王公、宗室旗主的束缚,成为“国家”的旗人。

然而,旗人与王公旗主的这层表面上的隶属关系是难以摆脱的,甚至是某些旗人不愿意摆脱的,所以雍正帝并不禁止私人往来,“犹许岁时庆吊,趋谒如制,”在日常节日等人情往来场合,低阶旗人利用王公、宗室终身有用的特权,进行请托、说情,是再正常不过的事,乾隆帝谕旨中称“旗员素隶各王门下者……其非本门及汉大臣,则全无交涉”,反推可知本门及满大臣与旗主的交涉情形。这项旧制度安排,若无皇权的强力压制,口子会越来越大,朋党之祸、认养私人的情形定会再起,这在晚清变得常见。

不安全感

皇帝六月份的这道谕旨,对非本门及汉大臣的交涉非常担心,“岁时投刺,即开促膝密谈之端;形迹未绝,保无掣肘显为之事,”“且其意将以为荣耶?抑别有所为耶?”对于这些交涉细节,饱读史书的乾隆帝不可谓不熟悉,即离皇帝最近的雍正朝,就有科甲朋党,更别说被当成朋党祸国反面例子反复训谕的前明了。事实上,皇帝发布这道谕旨之前,就已有了打击朋党的现实经验。

如前所述,鄂尔泰与张廷玉依靠前朝的经营,在朝中形成依附于己的两大势力:满党与汉党。乾隆帝执政之初并未妄动,直到乾隆六年,找到了机会——先拿鄂尔泰党开刀。这便是仲永檀案。仲永檀是乾隆元年的进士,以鄂尔泰门生自居,乾隆六年,时任翰林院检讨仲永檀密奏,礼部侍郎吴家驹收受劣迹(行贿)官员、已故工部凿匠俞君弼馈银100两,还侵吞公款2000两,而张廷玉等人还差人给故去的俞君弼送帖。仲永檀暗示张廷玉、吴家驹与劣迹官员俞君弼有某种联系。

乾隆帝如何打击结党、小圈子,总揽皇权

鄂尔泰

由于吴家驹攀附张廷玉,被目为张党,仲永檀所为,可看做鄂党有意打击张党。一开始皇帝不信,后来吴家驹认罪,便将其革职,但并没有强力追究张廷玉的行为,认为“全属子虚”,可见对张廷玉的偏爱。

没有扳倒张廷玉,仲永檀也得到升职,但并没有阻住他的厄运。皇帝对其奏折中“向来密奏留中事件,外闻旋知。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泄者”一语起了疑心,认为把密奏留下不发的事儿,只有皇帝本人自己知道,何以“外闻旋知”?“暗为宣泄者”是谁?经调查发现,此事由两江总督鄂容安泄露于仲永檀,两人密谋利用俞君弼案来打击张廷玉。皇帝指责二人结党,还斥责鄂尔泰荐举非人,张党乘势要求将鄂尔泰革职。

鄂容安是鄂尔泰的长子,皇帝自然不能遽然动摇这名满洲权贵的根基,便将其从轻发落,而仲永檀则下狱,遭另一名政敌刑部尚书张照在狱中设计毒死,而张照又曾与鄂党首领鄂尔泰有过节。仲永檀以生命的代价,全盘接受了二人的恩怨,死得很冤。

不过乾隆帝并没有放弃追击鄂党的意思,乾隆十年鄂尔泰死后,皇帝以贻误军机杀大将张广泗,鄂党大震。而张党毫发无伤,但并未扩张势力。一方面,张党本身低调,多加约束,皇帝不满之处仅限于张廷玉本人的礼节有亏,一方面,雍正帝许诺给予张廷玉附祀太庙(汉臣仅有),皇帝不好擅加贬斥,更重要的是,张党虽众,多是文吏,没法威胁到皇权,而鄂党多是军功起家,鄂尔泰本人又在雍正帝死后,对乾隆帝甚为轻蔑,常常自比诸葛亮,功高震主,这与当年雍正帝杀年羹尧的背景十分相似。

到乾隆十八年发这道谕旨时,张廷玉并未故去,鄂尔泰党势力仍在,在此前后,虽然并没有发生足以威胁皇权的大臣与王公结党事件,但对于热衷独揽大权的乾隆帝来说,二者之间的一切走动,哪怕是正常的诗酒唱和,都是可疑的,都是不安全感的来源。何况,前朝旧臣仍在,自己有意提拔的人羽翼未丰,皇帝发此谕旨,借看起来并不相干的朝臣结交王公之事,似更有敲打张、鄂两党的意味。

待两年后,鄂尔泰门生内阁大学士胡中藻陷于“文字狱”,他在数年前任广西学政时写下的诗文被人翻了出来,发现其中一句“一把心肠论浊清”,“浊清”二字有意讽刺本朝,是为大逆。这件罪责可轻可重的大案,皇帝选择从重,胡被斩首,又再借机牵连鄂尔泰家族,鄂党几乎被连根拔起。历经二十年,皇帝踩在“满党”之上,最终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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